在当下争奇斗艳的文学语境里，能以生活的原色为父辈们树碑立传的写作已经很少了。父辈们的故事正带着斑斑锈迹被遗忘埋入地下，就算偶尔谈起，也不过是深远的背景里一抹已然熄灭的火焰。但在我看来，正是父辈们的生命史构成了青藏高原近代发展史举足轻重的一部分，“父辈们”这个词从来都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和故事的象征，它属于只要经过磨砺就会发光的钻石，而并非风吹即散的灰土。

父辈们的故事开始于1949年。譬如我的父亲，作为一个从洛阳来到西安西北大学读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结束冒着生命危险的“护校”任务之后，便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路西进，来到西宁，在一家破破烂烂的车马店里开始创办《青海日报》。母亲其时正在贫困中求学，听说有一家叫作“卫校”的学校又管饭又发衣服，便立刻从这边退学到那边报名。就这样她成了由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卫生部管辖的卫校学生，之后又考入医学院，成了青藏高原第一批国家培养的医生。我的岳母更是激情澎湃，她正在开封读书，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赶赴昆明，跟已经离开家乡汝阳的亲人团聚，然后同去台湾，要么西上传说中无比荒凉实际上比传说更荒凉的青海，跟已经先期到达的未婚夫见面。她没有多少犹豫，就选择了后者。

后来几乎年年都有西进的人，有的是个人志愿，有的是组织分配，有的是集体搬迁。来到高原后，几乎所有工作都是从零开始，就算你想扎根，也得自己找地方挖坑浇水。青藏高原地旷人稀，到处都是处女地，只要你为她做过一件事，她就会认为你是她的人，而你的回应便是：只要她为你提供过一夜的光亮、一冬的温暖、一餐的饱饭，你就会认为她给你的是家，是整个故乡。所以父辈们的故乡概念历来比较模糊，原籍和老家远远没有脚下的土地来得亲切，不知不觉就有了一种情怀：愿意为高原付出一切，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资料图片)

地旷人稀加上高寒缺氧，促使这里的人对温情充满渴望。他们热爱交际，喜欢抱团，人跟人的关系异乎寻常得亲近，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抵御生存的严酷，消解自然的荒凉和环境的落后带给人的种种窘迫。“人人相亲，物物和睦，处处温柔，爱爱相守，家国必忧，做人为首”的信念就像注入高海拔的氧气，终此一生都在父辈们中间氤氲缭绕。我的父亲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念走向了草原牧区，目的地便是不断迁徙的帐房。他在那里学藏话，吃糌粑，记笔记，跟着牛羊翻越缓缓起伏的草山，发现牧人的生活单纯而寂寞，孤独成了所有物体的属性，包括牧草与微风、太阳与月亮。采访或者蹲点结束之后，无以回报的他总是会留下自己在城里的地址。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多年，他住过的帐房在他的脑海里变成了星斗的分布，虽然稀疏，却熠亮无比，可以说黄河源有多长，他到过的草原就有多广。

我迄今还能历历在目地梦到小时候的情形：不止一个牧人，也不止一个牧人的妻子或孩子，拿着仔细保存好的地址，来到我家，目的只有一个：看病。他们不睡床，不睡炕，就裹着皮袍躺在家里的地上，一眠到天亮。他们带来了风干肉、糌粑、奶皮和蕨麻，说着扎西德勒，放在了1960年的冰锅冷灶上。他们抱起我们弟兄俩，放进宽大的袍襟，抹一点酥油在我们的额头上，这是祝福吉祥的意思，而我们却毫不犹豫地抓下来，送进了嘴里，每回都这样。以后二十多年，年年都有牧人骑着马跋山涉水来到我家：看病。母亲只是个妇产科医生，治不了他们的包虫病、风湿病和因生活艰辛、高寒缺氧、食物单调而引起的各种疾病，但她会带他们去西宁最大的省人民医院，寻找相关的同事，请求他们给予治疗，每次都会恳切地说：“从那么远的牧区来，不容易，你给好好看看。”那些病有的治好了，有的没治好，留给我们许多庆幸和遗憾，久久地成为心中的亮迹和划痕，有的抹掉了，有的盖住了，朝前涌动的生活总会让过往变得越来越浅淡，让故人变得越来越遥远。渐渐地，他们不来了。我曾经想：难道是我们的接待不周伤害到了他们？或者是父亲的去世让他们觉得不便再来打搅？可我的母亲依然健在，并保留着一个医生的牵挂，常常会念叨：放到现在就好了，许多过去治不好的病能治了。

直到后来，我跟父亲一样，动不动要下乡去草原时，才明白我们的猜测是不靠谱的。当医院和卫生所已经普及到每个县每个乡时，当大部分牧人的孩子因为接受过教育而有了工作而负担起亲朋好友的健康时，当便利的交通包括迅速延伸而来的高速公路取缔了草原的辽阔和遥远时，当商品经济的发达已经让许多牧人在城市有了安家落户的可能时，父亲的房东以及他们的亲友还有什么必要千里迢迢、风餐露宿地来到省会，居住在我家，并拜托母亲寻求医疗呢？偶尔一个机会，母亲在超市的货架前看到一个曾经来过我家的牧人也在往购物车里挑选东西，这才意识到能够穿越时空的，并不仅仅是幻想。

我的不断下乡的父亲死于肺心病，也就是典型的高原反应症。许许多多死于青藏高原的人也都是因为环境对生命的制约。但在我的感觉里，他们从来没有死过，因为他们是一些在人心里播撒种子的人，是雪山大地上几乎所有事业的拓荒者。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建造了草原牧区的第一所学校、第一座医院、第一家商店、第一家公司、第一处定居点、第一座城镇，他们培养起一代又一代的民族人才，把迟来高原的包括商品意识在内的现代观念移植到人们的脑海中，把好日子的模样和未来的景象用心灵捧着，希望愿意前行的人追寻到底。一个地区从落后到进步的足迹是那样深刻，里面贮满了父辈们的血汗和被时间演绎成荒丘的生命，并在多少年以后开出了比第一次绽放还要艳丽的花朵。

由于有了父辈们从1949年开始的不断“扎根”，便有了我们这一代，有了我们对青藏高原更加彻底的皈依。对我们来说这片高海拔的山原已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它代表家族传承、土地滋养、风情融入、血脉联系、情感浸润、精神认同，代表生命长河的起源与归属。它让我们告别了过去生活中情感表达的简单之美，走向了复杂而茂盛的第二次建树，并在草原与城市、离开与回家、清醒与迷惘、拥有与失落、欢乐与痛苦的交替中，经历着从物貌到人心、从肉体到精神的变迁。而最大的变迁便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正在脱离数千年如一日的生存模式，加入了有固定居住地的新牧人或者新市民的行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从一个不断更新的环境中破土萌发，由此发生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今非昔比，会让我们看到人的变化是一切变化的根本，沧海桑田用来形容人的精神风貌才算恰如其分。

在西宁，我住的小区多一半是藏族，很多人几年前都还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如今已是开着汽车到处跑的城里人了。每当看到他们提着一袋一袋的蔬菜和水果进出小区大门时，我都会高兴地说一声“乔得冒”（你好），脑海里会浮现二十多年前当我知道某个草原乡的牧民人均寿命只有四十多岁时的惊讶，之后的好几天我都在追根溯源，才知道是长年累月只吃高蛋白和高脂肪的牛羊肉以及奶制品，营养严重不均衡导致的结果。现在好了，出门就是大超市，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一个可以随便摄取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营养通道。有一段时间小区门外的路边公园里天天坐着一个戴着酱色礼帽的黑脸膛老人，我跟他聊起来，没说几句他就问医院在哪里？还说在家乡拉乙亥的时候他知道看病的地方，隔三差五就得去一趟，如今到城里住了两年多，不知道医院在哪里。我问他是不是生病了？他说没有。我说你肯定是不需要看病才不知道医院在哪里的吧？他想了想，露出豁掉的牙齿嘿嘿笑了。后来我意识到，老人其实并不是在打听医院，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显示他现在的生活多么惬意，连医院都不用去了。生活质量的提高意味着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延长，这样的变化一时看不出来，却是真正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日子变好了，更是生命美好了。

对我来说，没有新发现的旧生活和没有历史感的新生活都不值得去表现，所以每一次写作都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行走，是我感恩大地、探索人生的新起点。青藏高原给了我写作的可能，而写作又让我看到了“人”的黑暗与曙光。我一向认为：我们不仅要有人的理想，更应该做一个理想的人。我在第一个中篇小说《大湖断裂》中写道：“全部生活就是一种怎样做人的选择”，几十年过去了，关于“人”的探索，几乎涵盖了我的全部作品。我在《环湖崩溃》中描写人与自然的冲突；在《海昨天退去》中展示人的生命在时间面前的悲剧；在《大悲原》中梳理人的尊严和生存价值；在《藏獒》中大写道德——“人”的支柱；在《伏藏》中寻找人与爱的融合与分裂；在《西藏的战争》中发掘信仰之于“人”的意义；在《潮退无声》中寻求人被自己隐藏在复杂性后面的真本；在《无岸的海》中思考爱恨情仇对“人”作用；在《最后的农民工》中眺望“人”的地平线；在《你是我的狂想曲》中探讨音乐熔炼“人”的过程；在《海底隧道》《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等儿童小说中追问“人”可以干净纯真到什么程度，如何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在《雪山大地》中追求“人”的质量，和主人公一起经历在人性的冲突中如何保有大地赋予的优良品格的过程。我觉得除了爱，一个人不可能再有更靠近“人”的标准的抒发，可以说《雪山大地》是一部关于爱的诠释，爱自然，也爱社会；爱旷野，也爱城市；爱自己，也爱他人；爱升迁，也爱降职；爱富有，也爱清贫；爱健康，也爱疾病；爱活着，也爱死亡；爱人类，也爱所有的生命。

我希望雪山大地的绵延能成为更多人的体验，希望在我讲述父辈们和同辈们的故事时，能有共情者跟我一起歌哭而行，流连忘返，希望绿色之爱也是人心之爱，在广袤的故乡厚土上，延续一代比一代更加葳蕤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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